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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英烈

作者:董建平(整理) 来源:《石林/2010年第3期 总第14期》 发布时间:2011-03-16

张炽,1898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路南县(现石林县)堡子村后街。生长在生活比较富裕的家庭,幼时在父亲开办的私塾读初小,后被父亲送往李权之私办高小读书,李权之先生除学有根底外,兼受过新学的洗礼,思想较为进步,很崇拜孙中山先生,常向张炽介绍阅读反映古今中外名人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书籍,灌输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李权之老先生的教导启发下,思想进步很快,立志读好书,将来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一番事业。1919年,张炽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昆一中),五四期间,积极参与昆明学生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直接领导了省立第一中学驱除反动校长的斗争。与此同时,还组织“路南旅省同学会回乡清算团”,回乡对劣绅进行清算斗争,与大肆贪污、中饱私囊,鱼肉百姓的劣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张炽加入中同共产党,1930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34月在南京雨花台英雄就义,时年35岁。现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列有烈士遗像、事迹材料和遗物。2001年,张大只烈士的事迹被载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一书。

 

成长战斗中

 

张炽有一个美丽幸福的家庭。1920年与胡素冰结婚,生有二女,长女张莲英(后名张雪华),次女张菊英(后名张雪芬)。胡素冰(1975年病故,享年87岁)勤劳善良,对张炽的革命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他们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虽不多,但感情非常深厚。

张炽也非常热爱风景如画的家乡——石林。还在读中学时,曾在离家乡三公里的石林风景区(现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极狭通人”处的巨石上题了三首诗,至今墨迹尚存:

这三首诗生动地体现了张炽对家乡的赞美和热爱之情。然而,张炽没有留恋这美好的家乡山水和妻儿情感。为了充实自己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省立一中毕业后,1923年春,毅然背井离乡,到达上海。原打算参加南京东南大学招生考试,由于考期已过,遂在熊庆来教授(云南弥勒人)的帮助下,入东南大学推广部补习学校作升学的准备。由于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心切,经过一年的补习后,便于1924年赴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张炽由于“颇欲研究政治以为将来根本改造社会之预备”,同年9月考入北京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起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张炽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接触了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并积极参加进步的社团组织。在平民学校担任义务教员,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做救国之工作”,还在云南旅京学生进步组织各新社中担任领导职务。他的工作十分认真踏实,他认为做好这些工作,是“走向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为人民服务的道路。”通过学习和革命实践,张炽愈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5年,张炽经刘平楷、姚宗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坚定地投身于革命,积极参与和发动反帝、反封建军阀、救国、 救民的革命斗争,表现十分英勇顽强。

19256月,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席卷全同,张炽积极参加了支援“五卅”的募捐活动。他还在718的《京报》上发表了《专门以上各校将招考新生所得的报名费移助罢工同胞的提议》,19251128,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发动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北京革命群众在神武庙前举行示威大会,会后包围了段祺瑞官邸两天,群众高呼“打倒段祺瑞”、“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示威群众又分别去抄财政总长李恩浩和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家。张炽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他还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解决“金佛郎案”和“关税会议”等活动。

张炽尤其在“三?一八”惨案中经受了考验与锻炼。1926年初,北方的反动军阀联合进攻国民革命军。与此相配合,312日,日本帝国主义竟开动军舰入大沽口,炮击国民革命军,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并纠集英、美、法、意、荷、比、西七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放下武器。帝国主义这种无耻行径,激起了中同人民的极大愤慨。3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北京社会各界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境”等口号。张炽、姚宗贤、杨立贤等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当队伍游行到政府门前时,段祺瑞命反动军警突然向示威群众开枪,并用马刀、刺刀乱砍乱杀,游行群众当场被打死47人,伤200余人,姚宗贤牺牲,李大钊、陈乔年等由于掩护群众在斗争中负伤,而张炽腹部受伤。但他仍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在斗争中表现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张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的影响下,日睹了帝国主义种种侵略罪行和反动军阀政府的腐败行径,以及亲身经历数次血与火斗争的洗礼,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他不仅自己坚定地走革命的路,而且说服动员两个弟弟也跟着走这条革命之路。就在那军阀混战,革命胜利看来还遥遥无期之际,他弟弟子昭(三弟)在给他的回信中反映了对革命的消极,悲观思想。张炽给弟弟的信中劝导:“我们青年人不应抱悲观,尤其是你。我想抱悲观的人大多数是因为不如意,所以才消极悲观。可是不如意抱了悲观万不能就会如意,暂时不如意只有拿出勇气来努力奋斗,将来才有如意之一日。弟呀,我们一同前进吧!反正有志者是会事竟成呢!”

在北京的这段学习和斗争生活,使张炽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为革命奔忙

 

张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为革命事业的奋斗之中。还是一个学生的张炽,不仅担任民国大学党的支部书记和北京西区区委委员等职,还担任着贫民学校的义务教师,出入北京青年学会等一些群众组织之中,为革命昼夜奔忙,连给家里写信都很少能挤出时间来。

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非常关心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下的大连人民,时刻注视着大连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了解大连地区人民的组织程度和革命斗争情况,19256月特派张炽到大连巡视。张炽到大连不仅目睹了大连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悲惨生活,而且了解到大连党的组织尚未建立,而工人阶级已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印刷职工联合会,并且已建立了共青团组织,正团结和领导社会各进步团体组织“泸案后援会”。掀起声援“五卅”运动的高潮。两个星期后,张炽反回北京向北方区委汇报后,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中。

19265月,中共北方区委根据大连党团组织的实际状况,为加强党对大连工作的领导,再次派张炽作为特派员到大连整顿和健全党团组织。当时张炽由于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爱国斗争,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刚刚痊愈,而且学习没有毕业,他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毅然接受党组织的派遣,于525抵达大连。

当时,大连有团员50人,党员22人。1926 1月建立了中共大连特别支部, 2月建立了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但党团组织不健全,党团混在一起,“不但工作上分划不清,连组织上都划不清”是“党与团的支部完全合并组织的”。地委成员多数不善于工作,只有书记杨志云一个人在干,除开过几次会外,其他工作缺乏,工作无计划。由于新加入组织的同志较多,而内部的教育工作跟不上。许多党团员不愿为党团工作,虽然党团员遵守纪律,缴纳党费和团费都很好,但无工作成绩可言。

鉴于这种情况,张炽到大连后,首先与党团组织的负责人研究了大连的组织状况和工作情况,并提出了整顿与改组的意见。定于530日召开党团员大会,讨论“改组各级执行机关及内部教育训练工作和整顿内部组织问题”。“五卅”这天,因为没有一个较好的会场,又赶上“五卅”纪念日,日本殖民统治者连公开纪念“五卅”死难的诸烈士都不许可,参加会议的党团员们只好一同走到一个山谷里去开会,并公推张炽为大会主席主持会议。会议在听取书记报告了党务和团务之后进行选举,改选的结果,党的地委 5人,团的地委5人。又成立了党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团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和经济斗争委员会。会上张炽作了政治报告,大家进行了讨论。

在地委委员会议上研究分工时,原地委书记杨志云等人的意见让张炽担任书记,而张炽坚持不肯,他从党的利益考虑,一再向委员们说明自己对大连情况不够熟悉,而杨志云同志在大连的时间久,情况熟,还是由老杨担任书记对工作有利。大家终于被说服,书记仍由杨志云担任,而他则分工担任宣传委员。张炽这种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名利地位的好品德,赢得了大家的敬佩。

张炽在大连期间,不仅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且帮助整顿了组织,处置了过于散漫而不愿为党团工作的分子,健全了支部组织和各种制度。从前,支部会议、小组会议、支部书记会议没有主席,没有议事日程,所以,也没有好的效果。张炽到大连后,大部分会议张炽都亲自参加指导,使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经过整顿教育,振奋了大连党、团员的革命精神,从组织上、思想上巩固和发展了大连地区党、团的工作,受到了大连党、团组织的好评。192668 日,大连地委给北方区委的报告中写到:“自从张炽特派员来大连以后,帮助我们改组了各级机关,整顿了内部的组织,加紧了同志的工作,纠正了我们不少的错误,而且每次地委会议,甚至支部会议都有张特派员的参加指导,直接把君的经验间接把区兄(指北方区委)的经验,一古脑儿交给我们,使我们有所遵循,前途也渐渐放了光明”。

张炽在大连工作期间,正处在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简称“福纺”纱厂,现大连纺织厂前身)全体中国工人自427日开始的大罢工的最艰难时刻。张炽和大连地委及大连中华工学会其他领导一起,深入到罢工工人群众之中,了解情况,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并和罢工指挥部成员一起研究斗争策略,解决罢工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参与书写传单,组织各厂工人和各界民众支援罢工工人。并选派得力人员到上海,向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报告“福纺”纱厂罢工真相, 揭露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逮捕罢工领导人、镇压罢工工人的罪行;还到广州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告“福纺”纱厂罢工情况,并请求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支援大连罢工工人,使罢工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以坚持。不久,中共北方区委为了加强对大连党组织和“福纺”纱厂罢工的领导,又派邓鹤臬(邓洁)到大连担任地委书记,并领导“福纺”纱厂罢工,终于使罢工坚持了100多天,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邓鹤臬到大连不久,张炽又被党组织派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到广州后,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原滇军)政治部工作,并参加了党为云南培养干部,以该政治部名义举办的政治训练班。担任政治教官。

1927年初,党中央根据云南形势发展的需要,张炽跟随党中央派往云南工作的王德三等人回到昆明,王德三和张炽到昆明后,在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德三任书记,张炽负责宣传工作,主编《日光》周刊。这时,他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负责工作人员、省一中教员身份为掩护,协助王德三同志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使党在云南的地方组织得到加强,推动了云南革命斗争向前发展。

1927年春节,张炽、赵琴仙(省临委委员)来到路南,利用在路南的社会关系,以及读书时回乡活动的工作基础,迅速地在武庙(今文化馆)召开了一百多人参加的路南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一说为筹备会) 。在成立大会和春节群众集会上,他和赵琴仙向群众发表了公开演说,宣传革命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宣传民族团结,妇女解放。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推翻帝国主义,铲除军阀,实现耕者有其田。联系招安军吴学显在路南烧、杀、抢、掳、奸淫妇女的罪行,指出了“封建军阀不铲除,国无宁日,家无宁日、民无宁日”。

随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云南地方反动当局于511日开始对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的大逮捕,张炽被通缉,党组织决定将他调离云南,免遭敌手。离开昆明时,途经大哨(路南境内一驿站),只离他家5 公里的路程。此去不知何时能归?他多么想看一看慈祥的双亲、恩爱的妻子、活泼天真的女儿。为了革命,他无法顾及这些,只是在事前托人叫家中送了一点简单的换洗衣服,就步行千里,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张炽经过艰苦的跋涉,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到达武汉。不久,“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的形势逆转,那时驻南昌的北戈军第三军朱培德部政治部由共产党员杨青田负责,杨青田邀在武汉的张炽、徐克家和詹云青(都是中共党员)到南昌第三军政治部工作。他们三人一道于7 27日到达南昌,参加名震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85日张炽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和战友詹云青分别时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要经过千难万险,挫折是难免的,只要我们同志和革命人民不怕挫折不怕牺牲,革命终归是会胜利的。”他满怀必胜的信心踏上新的征程,在叶挺部队任军需主任和参谋长,沿途由于天气炎热,物资供应困难及部队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阻击等原因,伤亡人数日益增多,有些同志思想波动,而张炽都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向同志们说“我从云南出来真不容易,跟随马帮、打着火把走了几天几夜,特别是爬那些大山更是辛苦。爬山是不能歇的,越歇越没劲。革命也好比爬山,爬一步高一截,如果爬到半山回去,那就再也爬不到山顶了。”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鼓励同志们前进。10月初,起义部队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遭到敌人的围攻,由于敌军力量数倍于起义军,起义部队受挫。他化装潜入香港,生活无着,又染上重病,处境十分艰难。10月下旬他与组织上取得联系,于10月底到达上海,被分配到中共地下党中央秘书处工作,在中央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在中共地下党机关做巡视工作,往来于南京、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南昌、武汉等地,为党和革命事业,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风尘仆仆,东奔西驰,历尽艰辛。张炽对待革命工作的艰苦与挫折,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革命事业遭到挫折的时候,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1929年,张炽以生病为名,动员老家的亲属卖掉田地和庄子,筹集银圆一千八百九十元,分两次汇往上海,全部上缴作为党的革命经费。在工作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使命,他担任过报刊编辑、中学教师、码头工人、商店店员、酒店的茶房、历尽千辛万苦。

 

为真理献身

 

1930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19307月初,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酝酿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但当时法租界电车工人大部分仍控制在同民党黄色工会之下。

上海地下党法南区(上海南区)区委决定组织两个宣传队去发动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一个是 CY(共青团)宣传队,李戈伦任队长;另一个是 CP(共产党)宣传队,队长是张炽。7月初,区委书记将两名队长找去布置工作任务,当时化名章阿昌。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是:到鲁班路法租界附近中国地界黄色工会召开电车工人大会的会场进行鼓动工作。当时的立三路线认为:只要我们党同群众接触,只要到处点火,革命风暴就会起来。

77,黄色工会在鲁班路广场召开大会,企图引导工人降低罢工的要求。是日上午,张炽带领党员宣传队前往会场附近,将队员安排在茶馆待机行动。张炽亲自到会场中找工人谈话,了解情况,进行发动。然而会场内外布满了国民党特务密探,张炽的行动很快被密探发觉,张炽见情况不妙,立即将身上带的传单向群众散发,但却没能逃出敌人的魔掌,被敌特捉住,当场被铁棍木棒毒打,致使胸部受重伤,被捕后押在老西门公安分局,下午即解押到上海公安局总局。当天下午当CY宣传队再次去会场进行宣传时,队长李戈伦又如同张炽一样被捕。几天后当李戈伦被押到一所监房时,看到地板上躺着一个青年人,胸前有斑斑血迹,低头细看时,才认出他就是张炽。被推醒后,张炽见到李戈伦,不顾自己的伤痛,立即安慰这个年仅17岁的小同志“不要怕,我们的案情较轻,马路上散传单的多得很,不会太久,就会出去的。”并叮嘱:“千万不可向敌人屈服。”又过了几天,被押解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有几条监禁犯人的胡同,每条胡同都有很大的铁门,用大锁锁着,周围是很高的墙。在一条胡同内有20个监房,每个监房有七八个犯人。在同一胡同内,犯人可以自由走动,犯人可以见面和谈话。在狱中,有的难友消极冷漠,而张炽虽然遍体鳞伤,却斗志不懈,天天早上起床后扫地、刷痰盂,在同志间进行互助,忍着饥饿,天天坚持学习。在这里又被提审过几次,张炽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暴露过组织秘密。大约关了半年时间。19312月,被以“同情共产党赤色分子”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解押到上海槽河泾监狱。这里关押着几千个犯人。进去的那一天起,每人脚上都被钉上一副5斤重的铁镣,大家互相看了看,藐视地笑了笑。在这个监狱中,国民党狱官狱吏苛扣囚粮,贪污公款,犯人的生活很糟。张炽等人领导难友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由于敌人害怕事态扩大,加上犯人多得容纳不下,便将300多名政治犯和部分刑事犯解押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押解南京时,在上海火车站和南京下关火车站,他和一起被押解的政治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高唱“工农兵,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围观群众被这些身陷囹圄、镣铐加身的政治犯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身在狱中,张炽仍然在想着怎样与敌人去战斗。要战斗,就要有队伍。但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人鬼杂处的监狱中,要组织一支战斗的队伍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张炽在监狱的洗衣队里干活,他借收发衣服、被单的机会和难友们接触,他细心地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表现,反复地进行分析、推敲、捉摸,想尽一切办法与狱外党组织联系。党组织在他们被捕后也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联系,寻找营救办法。与狱外党组织联系上后,经过一段审慎地考察了解,联系上了入狱后经受了考验的共产党员,秘密组织起了狱中党支部,张炽任书记,李华和另一位同志任支委,在危险的环境中勇敢地担负起领导狱中难友斗争的重任。党支部将斗争坚决的骨干组成“互济会”,这个赤色互济会,成了党的外围组织,通过互相帮助,解决了难友中的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使党支部团结了一批斗争坚决的积极分子,再由他们去个别联系一般群众(难友),将狱中的难友紧紧地团结在了党支部的周围。张炽对反革命和叛徒无比仇恨,对革命同志、难友则热情关心爱护。当小同志李戈伦患病卧床不起时,他争取到看守的同意前去探望,除询问病情设法治疗外,还谈到家里如果能保释出去,当尽力营救。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组织大家学习政治时事,给难友们讲解革命道理。他还十分注意做看守的工作,争取进步的看守偷偷地给他报纸看或帮他从外面买来报纸。他把从报纸上收集到的资料和难友们与家属会见透进来的消息,利用节余的于纸,办起了《生活》小报,并利用《生活》小报,揭露敌人,团结教育难友,用苏区红军胜利的消息鼓舞同志,在小报上传教《国际歌》,将中共六大提出的“十大纲领”编成歌词,用苏武牧羊曲调传教给狱中难友。《生活》小报成了狱中难友们宝贵的精神食粮,变成了狱中难友们战斗的工具。

1931429,国民党反动派在监狱中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著名革命活动家恽代英,消息传来,难友们义愤填膺,张炽领导全监难友提出强烈抗议,高呼“代英同志精神不死”,“打倒国民党卖国贼!”全监响应呼声震天。

为改善生活待遇,张炽领导难友进行斗争。国民党监狱狭小不堪,阴暗潮湿,空气污浊,令人窒息。狱管人员连狱中少得可怜的囚粮也要贪污,饭中沙子、稗子、糠秕很多,漂在清汤上的菜叶已腐烂发臭。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难友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病人越来越多。针对这种情况,张炽发动全监罢饭,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延长放风时间,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迫使国民党监狱当局不得不对这种恶劣的环境稍加改善。他像一团火,不论到那里都将周围的人心烤热,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大家对他十分尊敬和爱戴。

1933年春,他的表弟杨立贤收到他的从狱中寄出的信,说是需要一些读物,杨立贤陆续给他寄了一些书籍杂志,还到监狱去探望他,在铁丝栅栏相隔的见面中,只谈了十多分钟,就被看守叫开,他十分坚决地对表弟说“天快亮了,黑暗的日子就要过去,光明的前途就要到来,我们要继续努力!”。经过党组织和杨立贤等亲属的尽力营救,有关当局己初步答应让张炽保外就医。恰在此时,由于传递交通失事,外围组织“互济会”被破坏,叛徒出卖,反动派找到了《生活》小报,并嗅到了张炽是小报的主编,把他和陈坦、杨泽等人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审查,敌人妄图以《生活》小报为线索,从张炽的身上打开缺口,寻找狱中党组织与社会上的联系,对张炽进行劝说、诱骗,并施以酷刑,为保全党的组织,避免更多同志的牺牲,他经受了极为严酷的考验,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一句真情,没有出卖一位同志,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193341,张炽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处死刑,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临刑前,他给难友留下“坚持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遗言,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高唱着《国际歌》与战友们诀别。

 

 

参考资料:石林县党史资料、大连市党史资料、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资料,烈士亲属提供烈士家书和中学、大学时期作文等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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